找麻烦就是“寻衅滋事”?

赵红/中国政法大学教授近日,广西柳州市柳江区拉巴镇一名姓魏的男子因将账本上儿子的姓P改为“唯我独尊”而被拘留了5天,这一消息引起了热烈讨论。

事件的具体原因是:魏京生在账簿上给儿子起了“魏谋祥”的名字,但牟伟觉得他不够霸道,于是他花钱把自己儿子在常住人口登记卡上的名字改成“魏京生是唯一一个”,然后发给微信朋友炫耀。

修改后的霸气名字吸引了所有网民的评论和转发,也吸引了柳州警方的注意。

柳江警方在核实户口登记系统中没有姓“卫一独”的居民后,以卫“捏造事实、哗众取宠”为由,认为他违反了《治安管理处罚法》第26条,构成挑衅,并对他实施了5天的行政拘留。

当消息传出时,公众一片哗然,因为即使他们不擅长法律专业,他们也会明显地感到这种惩罚并不是凭简单的直觉就完全合理的。

本案涉及的核心法律问题主要有两个:一是如何理解《治安管理处罚法》中规定的“寻衅滋事”?第二,魏京生在朋友间策划和转发的随机行为是否属于“寻衅滋事”?上述问题似乎并不复杂,但在行政执法中有不同的适用和争议。

事实上,“寻衅滋事”本身一直是执法中的一个谜,因为它含义模糊,用途多样。

对魏京生改名案的分析也围绕着上述问题展开。

首先,如何将“寻衅滋事”理解为行政违法?《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十六条将“寻衅滋事”规定为应当受到行政处罚的行政行为。

本条具体内容如下:“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处5日以上10日以下拘留,并处500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处10日以上15日以下拘留,并可处以1000元以下罚款: (一)群殴;(二)追逐或者拦截他人;(三)强迫或者任意损坏、侵占公私财产的;(四)挑起纠纷、制造麻烦的其他人。

“这篇文章没有对寻衅滋事的一般解释和发展。寻衅滋事只是第26条所列应受惩罚行为的基础,这也造成理解”寻衅滋事”的困难。

根据法律解释的一般方法,法律概念的澄清可以通过文字解释、历史解释、逻辑解释和系统解释来实现,其应用也应基于这些解释方法的应用和综合评价。

从立法背景来看,《行政处罚法》将“寻衅滋事”列为应受处罚的行为,显然受到刑法的影响。

《刑法》第293条规定了“寻衅滋事罪”。该条的措辞与《治安管理处罚法》第26条几乎相同。“有下列寻衅滋事、扰乱社会秩序行为之一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 (一)故意殴打他人,情节恶劣的;(二)追逐、拦截或者辱骂他人,情节恶劣的;(三)强行居住,擅自损坏或占用公私财物,情节严重的;(四)扰乱公共场所,造成公共场所严重混乱的。”

在这种情况下,作为犯罪的“寻衅滋事”和作为行政犯罪的“寻衅滋事”在行为上没有区别。区别似乎仅仅在于“扰乱社会秩序”和“恶劣或严重情况”的要素。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治安管理处罚法》第26条规定,“寻衅滋事”属于第三章“违反治安管理的行为和处罚”中“扰乱治安的第一节行为和处罚”一章。这表明,“寻衅滋事”作为行政违法行为,也需要“扰乱公共秩序”作为前提。

相比之下,作为犯罪的“寻衅滋事”与作为行政犯罪的“寻衅滋事”的区别应该仅仅是情节上的,这也表明了以前刑法领域对“寻衅滋事”的定义应该而且可以作为行政执法的参考。

“寻衅滋事”作为一个含义极其模糊、边界极其不确定的概念,在刑法中的适用也存在争议。

为明晰其界限,“两高”曾在2013年7月颁布的《关于办理寻衅滋事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中对“寻衅滋事”的行为做过具体界定,认为其基本表现形态就是“行为人为寻求刺激、发泄情绪、逞强耍横、无事生非”。为了澄清界限,“两所高中”在2013年7月颁布的《关于办理寻衅滋事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中对“寻衅滋事”行为进行了界定。他们认为其基本表现是“行为寻求刺激、发泄情绪、勇敢、残忍和制造麻烦”。

坦率地说,上述定义能在多大程度上明确界定“寻衅滋事”的法律含义,笔者并不确定。所谓的“寻求刺激,发泄情绪,虚张声势和制造麻烦”似乎强调了演员的主观恶意。

这些恶意的简单归纳就是“去找麻烦”。

换句话说,在立法者看来,这种行为的可惩罚性在于,作为一个有秩序的社区的成员,我们都有责任维护社区的统一秩序,我们也应该确保我们的意志和受我们意志控制的行为都是为了维护和促进社区秩序的一致性。如果我们是基于一个私人的愿望,制造麻烦而不找麻烦,这是对统一的社区秩序的偏离和破坏,因此是可处罚的。

刑法学者认为,从功能主义的角度来看,该罪的成立是为了弥补其他犯罪的不足,并作为一种阻断罪适用。

但这也是因为它能有效地拐弯抹角地惩罚、寻衅滋事,就像以前的流氓行为一样,已经成为一种经常在司法中被滥用的袖珍犯罪。

在实践中,不断请求帮助、在网上张贴和在公共场所涂鸦等行为构成了“寻衅滋事”。因此,有不少极端的案例受到了惩罚。这一再提醒我们,这种袖珍犯罪与现代刑法中的“罪刑法定”原则之间存在矛盾和冲突。

回到“寻衅滋事”这一行政违法行为。

通过以上分析,它与行为背景下的“寻衅滋事”罪是一样的。

从整个法律秩序以及《刑法》与《治安管理处罚法》之间的联系来看,立法者的基本考虑可以确定如下:“寻衅滋事、发泄情绪、虚张声势、弄虚作假、扰乱公共秩序”等行为,情节严重或者恶劣的,构成犯罪;不符合处罚标准的,属于行政处罚。

然而,第二中学此前颁布的《关于办理寻衅滋事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也对寻衅滋事的各种典型行为规定了处罚标准。

因此,整个法律秩序构成了对“不求回报”行为的全面、无漏洞和准确的攻击。

也正是由于上述逻辑,“寻衅滋事”作为行政犯罪,一方面当然继承了刑法对“寻衅滋事”行为承担责任的原因;另一方面,就惩罚的构成要件而言,它几乎可以与”寻衅滋事”罪联系起来。

因此,其构成要件可以基本概括如下:第一,在行为模式中,行为人的行为是“寻求刺激、发泄情绪、勇敢暴力、制造事端而不出意外”,其典型模式是“群殴、追逐拦截他人、强行夺取或任意破坏或侵占公私财产”,但不限于此。其次,其后果必须构成对公共秩序的扰乱。第三,行为人有相应的主观恶意。

这里还应该指出,惩罚通常需要行为者的主观恶意。人们认为,该行为的可处罚性主要在于其主观恶意,即个人仍然选择或允许犯罪行为在其自由意志的控制下发生,因此其行为应受到谴责并应受到制裁。

然而,从我国的行政处罚实践来看,客观归责似乎已经成为主流做法,即只要行为人客观地实施了应受处罚的行为,行政机关就可以对其进行相应的处罚,而不是对其主观意愿进行调查和质疑。因此,无论对方是否有主观意图或疏忽,都不能再免除处罚。

这种方法主要是基于对行政执法便利性的考虑。由于行政处罚明显轻于处罚,行政案件数量远远超过处罚案件数量,客观归责自然更有利于行政效率。

然而,这种客观归责显然不符合处罚的惩戒性质,违背了《行政处罚法》和《治安管理处罚法》本身规定的处罚与教育相结合的原则。行政机关任意处罚的后果也很容易造成。

因此,从法律的角度来看,即使将“寻衅滋事”作为行政违法行为,也应符合可处罚性的主观要求,即行为人客观上实施了“虚张声势、暴力横行、无事生非”的行为,主观上也应以此行为达到“宣泄情绪、扰乱公共秩序”的目的。

第二,哗众取宠和戏谑是不是“寻衅滋事”?在明确聚众斗殴作为行政犯罪的构成要件后,我们将把注意力转向魏家名的普哈特事件,具体分析其行为是否属于《治安管理处罚法》规定的聚众斗殴。

与日常美容P图片不同的是,这次魏某研究所的P是居民户口簿上的人口登记卡,是公民的重要身份证件。

从行政法的角度来看,户口簿是行政机关基于国家公信力对公民身份或法律关系做出的权威性行政确认。

此外,当牟伟把儿子的名字p改为”唯我独尊”时,很容易给人一种印象,即公安机关默许登记这种傲慢专横的名字,这种错误印象的传播因而构成对国家机关行为的严重性和权威性的极大侵犯。

所有这些都成为公安机关惩罚魏延的真正原因。

从惩罚机关的角度来看,魏京生打着改名换姓的戏谑不再是自娱自乐,而是针对公共管理秩序的“寻衅滋事”。

但即便如此,魏京生的行为是否属于应该受到惩罚的“寻衅滋事”?我们将从分析上述寻衅滋事的构成要素开始。

从维护国家机关权威的角度来看,改变牟伟p图的名称确实是不合适的。然而,在改变了他儿子的p-chart的名字后,牟伟只在朋友圈发表了一篇文章来炫耀。他没有实质性地改变居民账户上的人口登记卡,也没有使用p-chart修改的账户来处理任何事项和寻求任何利益。

因此,从主观意图的角度来看,它的行为充其量只能满足一个新的父辈对后代稍有虚假的期望。它确实没有看到任何针对公共当局的挑衅性因素,也没有任何明确的证据来推断它通过修改证书有其他非法目的。

此外,从柳州警方的调查来看,这名姓魏的男子把儿子的名字改成了“魏我是唯一的一个”,也就是说,他认为自己惹了麻烦,这似乎能够证实,如果魏的名字真的是“魏我是唯一的一个”,当他为儿子登记户口时,公安机关不应该允许。

这也让提交人想起了2009年的“北岩易云”案。

在这种情况下,一位有艺术感的父亲决定给他的女儿取一个既不跟父亲姓也不跟母亲姓的诗意的名字——北岩·易云。在被警察局驳回后,该案件被起诉,这引发了该国第一次关于姓氏权的行政诉讼。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后来在其法律解释中规定,公民只有在不违反公共秩序和良好习俗的情况下,才能选择父亲和母亲姓氏以外的姓氏。

根据解释,法院认为“北岩易云”的名字有明显的随意姓氏,这将影响文化传统和伦理观念。它不仅违背了社会的良好习俗和普遍道德要求,而且不利于维护社会秩序和实现社会的良性控制。因此,法院驳回了原告的诉讼请求。

此案引起了公众法律界的热烈讨论。学术界对法院的判决是否合理也有许多保留。

无论是“北雁云”还是“唯我独尊”,这些独特的名字是否真的违反了公共秩序和良好的风俗习惯,挑战了一般道德,恐怕这还需要进一步的考虑和讨论。

公民在决定和使用自己的姓名时有哪些法律禁忌,如何平衡姓名的自主性和控制顺序,实际法律至今没有明确规定,只能依靠行政机关在个别情况下自己掌握。

然而,也依靠简单的直觉,如果公民自愿给自己的孩子取名为“唯一”,除了表现出他们不那么优雅的美学,他们真的看不到其中所包含的对国家权威和管理秩序的明显挑衅(与“北严易云”不同,“唯一”毕竟仍然是父亲的姓,所以它不应该对账户管理造成太大的障碍)。

行政当局似乎没有足够的理由拒绝将这些名字作为对国家的犯罪。

由于《民法通则》确认了公民的姓名权,除了那些明显冒犯民族感情和诋毁民族尊严的命名方法之外,行政机关似乎应该更加容忍纯粹非常规的名称。毕竟,审美多样性是生活中的准则。

从这个角度来看,牟伟的行为的确是“无事生非”,但从主观意图来看,它仍然不同于典型的“寻衅滋事”。

如上所述,在行政处罚中,构成”寻衅滋事”的另一个重要因素在于”扰乱公共秩序”的客观后果。

违反公共秩序通常以公共场所为地理边界。

从技术角度来看,制造麻烦的行为发生在公共场所,引起很多人观看,这很可能产生发酵效果,最终被定义为“扰乱公共秩序”。

然而,在这种情况下,魏京生把他儿子的帐户名发给了他的朋友。

尽管朋友圈由于个人联系和人际关系的重叠而没有封闭,朋友圈中发送的信息也有大规模传播和传播的风险(在这种情况下,牟伟最终引起了警方的注意,因为他在朋友圈发送了pgraph信息后被别人转发了评论),但将微信中的朋友圈定义为公共领域可能是不合适的。

原因如下:第一,虽然朋友圈里的消息发送者不能避免和排除消息被转发和传播的可能性,但大多数人在朋友圈里发送消息时无意大规模、不分青红皂白地传播信息,传播范围仍然有限。因此,微信朋友圈应该不同于微博,微博本质上是一个公共领域,否则网络世界中的公私界限会因为人际关系的重叠而被完全消除。其次,如果连微信朋友圈都可以被理解为一个网络化的公共场所,那么朋友圈里的任何不当言论都可能被视为对国家权威的挑衅和对公共秩序的侵犯,最终会因寻衅滋事而落入惩罚网络,这必然会导致行政处罚的泛化和滥用。

除了微信朋友圈不应该被定义为理所当然的公共场所之外,在这种情况下,警方认为牟伟改变了他儿子的名字,转发了朋友圈,并引起他人的评论和转发,那么他们就被认为对公共秩序造成了干扰和破坏。这个结论也很牵强。

这种逻辑的默认前提是,魏的朋友圈里的所有人都确认魏发送的信息是正确的,并决定公安机关允许公民在注册账户时使用这样一个“傲慢”的名字。

然而,作为一个接受了长期网络信息洗礼的公众,我们早就知道,朋友圈子里的信息并非都是真实的,就像大多数光鲜的图片基本上都是由美丽的图片和过滤器祝福的一样。

退一步说,即使魏氏朋友圈里的所有朋友都不能清楚地分辨世界,他们真的相信“只有我和魏”已经被公安机关认可了。通过修改地图编造和传播的虚假信息,不包括危害公共安全和公共秩序的危险情况、疫情、灾情、警情等信息。他们认为传播假名将被视为对公共秩序造成破坏,他们确实有点夸大其词。

综上所述,从主观角度来看,魏氏Ptu更名纯粹是炫耀和戏谑,从客观角度来看,对公共秩序没有明显影响。柳州警方都将此类行为归类为寻衅滋事和惩罚。从行政处罚的构成要素来看,这显然是对法律的扩张性解释,而这种扩张性解释导致的是对处罚的滥用。

三、侵犯公共权利是否违法?近年来,类似魏京生的行政处罚案件并不少见。虽然表现形式不同,但背后的逻辑大体相同,即只要公民对国家机关的工作人员或工作进行戏谑和嘲笑,就很容易被视为寻衅滋事。

然而,这种惩罚逻辑所反映的可能不是一个成熟而理性的国家应该有的宽容态度。

换句话说,从一个理性国家应该有的宽容态度出发,嘲笑、戏谑甚至侵犯公共权利都不应该被视为非法并受到处理。

毕竟,从《治安管理处罚法》的立法目的来看,通过处罚违法者来保护的是“治安秩序、公共安全、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而不是公共权力机关工作人员的权威和面子。

谈到面子,我想起了一个关于杰克·伦敦的轶事,《骑马的水手》中描述了这位著名作家。

日俄战争期间,杰克·伦敦利用他天生的冒险精神去了朝鲜北部一个外国人很少涉足的偏远村庄。

村里的官员急忙要求他们去村里的广场让所有人都看到。

杰克·伦敦起初很惊讶,但对他的名声到目前为止的传播却暗自高兴。

但是当他到达广场,看到密不透风的人群时,官员们让他摘下假牙,让大家看看。

原来来表达敬意的不是著名作家杰克·伦敦,而是他的假牙。

这种情况下的普通人可能会因为强烈的羞耻感而离开,但杰克·伦敦在村民的掌声中展示了他的假牙30分钟。

这个轶事读起来很悲伤,但它确实让人感觉到杰克·伦敦作为一个伟大作家的头脑和气度。

如果能够容忍戏谑,接受嘲笑,甚至敢于嘲笑自己是个人成熟的标志,国家或公共当局不就是这样吗?毕竟,这个国家不仅仅是用来赞美和歌颂的,它早已被我们所接受和认可。

从这个意义上说,在法律适用层面上,牟伟更名案提醒我们,寻衅滋事作为行政处罚有可能普遍化和滥用,提醒公共权力机关严格遵守法律解释的界限,不要将所有公众“寻衅滋事”行为作为寻衅滋事无限期处罚。

此外,也许更重要的是,它还提醒公共权力机构,它们也应该在日常无害的戏谑和嘲笑公众时保持理性的宽容和克制,而不是因为公民的情绪受到冒犯而对其施加公共手段。

作者赵红,中国政法大学比较法研究所教授。

中国的法治不在于宏大叙事,而在于细节刻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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